2000多年前的《周礼》一书中已记载与治疗肿瘤一类疾病有关的专科医生为“疡医”。“疡医掌肿疡……之齐。”肿疡包含肿瘤，说明公元前11世纪对肿瘤已有了认识。至今，日本、朝鲜仍将肿瘤称之为“肿疡”。在当时就主张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其中内治“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调之”。外治则用“祝药，……杀之齐”。“祝”意为用药外敷，“杀”是用药腐蚀恶肉。“祝”、“杀”都为现代治疗肿瘤的常用方法。

《山海经》并非一部专门论述药物的专著，但它确实收集了许多植物、动物及矿物药，约有药物120余种。从这些药物的治病范围看，有治恶疮、瘿瘤、痈疽、噎食等从现代观点来看与肿瘤有关的疾病。这些医药成果与现代医药成果相比较不足挂齿，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它是中国医药学发展的先河，中国医药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对世界医药学也有一定的贡献。

　　中医学的奠基著作《黄帝内经》中所述“昔瘤”，“肠覃”，“石瘕”，“癜瘕”，“癖结”、“膈中”、“下膈”等病症的描述与现代医学中的某些肿瘤的症状相类似，如“噎膈不通，食饮不下”类似现代医学中的食管、贲门肿瘤所造成的梗阻症状。“石瘕生于胞中，……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这石瘕的症状与子宫内的肿瘤相类似。“肠覃者……如怀子之状……按之则坚。”与腹腔内的某些肿瘤相似。这些论述为中医肿瘤病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肿瘤成因的论述与现代医学对肿瘤病因的认识也有相似之处，如：外邪侵袭，《灵枢·九针》云：“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者也”。饮食失调，《素问·异法方宜论》云：“美其食……其病皆痈疡”。此处的痈疡，包括了现代医学中的有体表溃疡的肿瘤。情志失常，《灵枢·百病始生》云：“内伤于忧怒，　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也。”

　　《内经》、《伤寒杂病论》，以及后世历代医家所提倡的“四诊八纲”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医对肿瘤病进行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源泉。在治疗上《内经》提倡的“谨守病机”，“治病求本”对于变化多端的肿瘤病的治疗有启示和指导作用。

《难经》曰：“积者，阴也……，五脏所生”。同一时期的《吕氏春秋·尽数》则认为肿瘤的成因与水土不适有关，“轻水所，多秃与瘿人。”秃指脱发，瘿人指甲状腺肿大包括甲状腺的肿瘤，又云：“大酸，大热，大怒，大忧，大湿……则生害矣。”已认识到居住环境、饮食、情绪与肿瘤发生的关系。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已证实肿瘤的发病率有地域性，某些肿瘤的发生与饮食的习惯有一定的联系。

　　《难经》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理论，对某些肿瘤的临床表现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还对良、恶性肿瘤的鉴别与预后提出了：“积者，阴也，故沉而伏，五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积部，肿块上下有所始终，左右有所穷处，死不治。聚者，阳气也，阳伏而动，六腑所生，其始发无根本，其痛无常处，可移动，虽困可治。”

　　在当时的医家除了对肿瘤的成因与预后有一定的认识外，所描述的某些疾病的症状与现代肿瘤学所描述的症状也是相一致的。对常见肿瘤已有了初步的诊断概念。如“三阳结谓之膈”。“膈塞闭绝，上下不通”。与食管、贲门的肿瘤造成的梗阻相一致。“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其病难治”。与胃癌相一致。“在肠累之时，贲响腹胀……飧泄，……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这种便秘、腹泻交替出现，腹部肿块与大肠癌及其腹部转移时出现的症状相同。

　　东汉的张仲景对肿瘤与非肿瘤的临床表现和预后的区别进一步发展了《难经》的论述，他认为：“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中指出：“妇人之病……令阴掣痛……或引腰脊……膝胫疼烦……久则羸瘦…”。上述有关妇人下腹疼痛的描述，与现今临床上由恶性肿瘤在盆腔内产生了广泛转移和浸润而引起的腰部和下肢酸痛的临床症状相似，特别是“久则羸瘦”，很符合由恶性肿瘤晚期所引起的恶病质的情况。

　　汉代著名医家华佗在《中藏经》中指出：“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发展了《内经》中有关肿瘤病因的说法，认为肿瘤的起因还因脏腑的“蓄毒”所生。由此可见，古代医家对肿瘤发病机制的认识不仅认为它是一种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而且还认为它是以内因为主的发病机制，发展了《内经》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也与今天的肿瘤发病原因相一致。

　　在治疗上，葛洪用海藻“疗颈下结囊……成瘿者。”到目前为止，海藻仍然是治疗甲状腺肿瘤的常用药。而当时盛行的炼丹术，发明的“红升丹”、“白降丹”之类的药物，对肿瘤的治疗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华佗治疗噎膈反胃方中有丹砂等，这些丹剂药对体表、粘膜的肿瘤的外治方法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中医肿瘤学在秦汉时期已初露端倪，为以后的中医肿瘤学说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不但分门分类记载了许多肿瘤疾病和所属的症状，如“癥瘕”、“积聚”、“食噎”、“反胃”、“瘿瘤”等病证，而且还论述了这些病证形成的原因与病机。如将“噎膈”按其病因分为气、忧、食、劳、思五噎和忧、恚、气、寒、热五膈，为后世医家鉴别噎与膈奠定了基础，并提出了用脉证法来鉴别肿瘤及预后。如某些肿瘤“至牢有根”是恶性肿瘤患部浸润所至，“乳石痈”的皮肤是“肿结皮强，如牛领之强”，这是因为乳腺癌组织侵犯皮下组织和淋巴管后，淋巴管被癌栓堵塞，淋巴回流受阻，使乳腺皮肤粗糙，出现“橘皮样”改变。《诸病源候论》除了比较详细和明确的记载了许多肿瘤类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外，并记载了“缝亦有法”的外科手术方法，这在肿瘤治疗学上有重要的意义。唐代著名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首先对“瘤”进行分类，有：“瘿瘤”、“骨瘤”、“脂瘤”、“石瘤”、“肉瘤”、“脓瘤”和“血瘤”等之分，并告诫后世医家：“凡肉瘤勿疗，疗则杀人，慎之，慎之”。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均记载了诸多治疗肿瘤的方药，并且有许多是虫类药物，如蜈蚣、全蝎、僵蚕等，为后世使用虫类药物治疗肿瘤提供了借鉴，特别是用羊甲状腺治疗瘿瘤的病例，开创了内分泌治疗肿瘤的方法，对后世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稍后的医家除用羊甲状腺治疗瘿瘤外，还用动物的胎盘治疗乳腺肿瘤。用手术方法割除疣赘(肿瘤)等。目前对于大多数恶性肿瘤的治疗仍以手术为首选。唐太宗时所编的《晋书》载有用外科手术治疗眼科“大瘤疾”的病例：“初，景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

在《四部医典》中也有用灸刺，粉药治疗“瘿瘤”，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受当时所处的环境影响，诊断手段的限制，医家对体表的肿瘤，或体表症状出现较早的肿瘤描述较多，记载的治疗方法也较多，并且比较成熟，医家们对内脏肿瘤的发生与发病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记录下来，虽然按现在的诊断标准，这些肿瘤已在临床上出现明显的症状、体征，大多数已不是早期的肿瘤病，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治疗，并且总结了许多有效的方剂，至今在临床上仍然有许多方剂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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