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科学技术及生产力较以前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通过金元四大家的医学流派间的学术争鸣，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肿瘤疾病发生与发展的认识。如宋代重校的《圣济总录》进一步阐述“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部，则形体和平，无或余赘及郁结壅塞……瘤所以生”。这里提出了肿瘤发生的内因是由于气血流行失常，郁结壅滞，形成了余赘所致。

　　宋代东轩居士的《卫济宝书》(公元1170年)中第一次使用“癌”字，并对“癌”的病证进行了描述。虽然“癌”所代表的症状与现代的恶性肿瘤并不完全相符，很可能是痈疽的一种，也可能是体表或比较表浅部位的恶性肿瘤。但杨士瀛在《仁斋直指方论》中将癌症的某些特征描述成：“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方孔透里……”。李迅在《集验背疽方》提出：“内发者不热，不肿，不痛，为脏腑深部病患，则较难治。”在陈自明的《外科精要》提出体表的“疮疡”，并不是单纯的局部的病变，而是关系到人体脏腑气血寒热虚实的变化，所以治疗“疮疡”不能单纯注意局部的攻毒，而要从脏腑气血全局的变化来考虑，注重整体治疗。

　　宋元时代的医家论述乳癌时均用“岩”字。宋人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对乳癌的描述是“捻捻之内如山岩，故名之。早治得生，迟则内溃肉烂见五脏而死。”

　　古代的医家通过对肿瘤的长期观察，总结出良性肿瘤对人体的正常生理不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某些良性肿瘤亦可以发展成为恶性肿瘤，对于这些肿瘤要“理于壮年可无后忧也”。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对肿瘤的中医治疗有很大的影响。如寒凉派的刘河间认为火热致病，当用寒凉药治疗热证。临床上有一些肿瘤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出现火热的症状，用清热解毒法治疗有效。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了抗肿瘤的活性物质以清热解毒类药为多。  

　　张从正认为：“积之成之，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到了清代尤在泾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明确指出精神因素与肿瘤发病的关系，这种关系已受到现代医学家的重视。

　　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李东垣提出“养正积自消”，指出肿瘤的治疗以扶正为主，正气复，邪自消。另外，李东垣的“补脾胃”法“扶正固本”还可以用于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由于恶性肿瘤的恶性消耗，在恶性肿瘤的中晚期会出现“恶病质”等消耗性的症状，用李东垣的“补脾胃”法“扶正固　　本”，不但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还能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朱丹溪提出了“痰”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性，提出“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也。”“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凡人身中有结核不痛不仁，不作脓者，皆痰注也。”在治疗上有痰则治痰，但治痰必求其本，指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其治本也。”并指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随气而顺矣。”朱丹溪提倡治痰以治病，但反对过用峻利药，指出：“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朱氏以二陈汤为治痰的基本方，他认为“二陈汤……一身之痰都管治，如要下行，加引下药，在上加引上药。”并且根据痰的不同性质和部位加用不同的药物，对后世医家在肿瘤的治疗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朱丹溪还以病变部位在上和在下明确地将噎与膈区分开来，从他所描述的症状来看，噎与食道癌造成的进食难下症状相似，膈与贲门癌引起的症状较一致，“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间或可食，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难进入胃，良久复出，名之曰膈，亦名翻胃。”并认为噎与膈是“名虽不同，病本一也”，所以治疗上同用“润养津血，降火散结”的治疗大法。朱丹溪认为乳腺癌的成因是七情所伤，“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但是“若于始生之际，……施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强调了乳腺癌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创制了“青皮甘草汤”治疗乳腺癌。

　　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除了将病因进行归纳外，并对某些瘤的症状进行了描述，提出了一些治疗的方法与药物，与《外科精义》上合起来记载了十余种的肿瘤名称，如“骨瘤”、“脂瘤”、“肉　瘤”、“血瘤”、“气瘤”、“脓瘤”、“赤瘤”、“虫瘤”、“疮瘤”、“石疽”、“丹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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