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肠癌泛指盲肠，全部结肠和直肠所发生的恶性肿瘤，是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其发病率居第4位[1]，预期05年将新增病例14.529万例，并引起5.629万例死亡。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发生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在欧美国家其发病率高居消化道恶性肿瘤的第1位[1] 。在中国近5至10年大肠癌的发生率已经上升到第4~5位，在各大城市大肠癌的发生率与死亡率都呈现升高的趋势，在上海位于恶性肿瘤的第三位。目前大肠癌的治疗多以手术为主，术后辅以化疗、放疗、生物治疗等。手术切除率达到50%~70%[2]。根治术后的病人通常接受化疗，可使3年生存率提高约20%，5年生存率提高10%，加强术后随访可使治愈性术后生存全面收益[2]。自1957年5-氟尿嘧啶（5-FU）问世后，由于它的效应高，毒副反应低，于是成为了化学治疗大肠癌的首选药物。美国NSABP的C-01研究和NCI国际协作组的INT-035研究分别对淋巴结阴性和淋巴结阳性的病例给予MOF和5-FU+Lev方案化疗，结果5年生存率具有提高，从此以5-FU为代表药物的化学治疗在大肠癌中的地位得以确立。随着大量临床研究的开展，5-FU+LV(亚叶酸钙，Leucovorin)逐渐以其对Duke’C期大肠癌明确的提高5年生存率和较轻的毒副反应被国际社会接受为辅助化疗的标准方案。同时对6个随机对照1219例荟萃分析显示5-FU+LV采用静脉持续滴注无论在有效率、总生存率以及毒副反应方面均优于静脉推注的给药方案，在欧洲各国成为首选的给药方式。近年来随着新药的研制开发，化学治疗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卡培他滨在临床中应用后，其疗效不仅可以与5-FU/LV媲美，且更优于5-FU/LV，毒副反应更轻，使用更方便，因而当前正迅速被国际广泛采纳和推崇，大有取代5-FU/LV之势。伊立替康（开普拓，CPT-11）与奥沙利铂（OXA，Eloxatin）是当前已被证明在进展期转移性结肠癌单药治疗或与5-FU/LV联合治疗中，不论作为一线或二线均有效的药物，又有报道OXA+5-FU/LV用作结直肠癌术后辅助化疗，结果显示可明显提高术后的生存，使复发和死亡的发生减少23%[5]。有一个7项辅助化疗的临床研究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对于Ⅲ期大肠癌，辅助化疗可使5年复发转移率从58%减少到42%，5年总生存率从51%提高到64%。但对于Ⅱ期却没有发现益处，5年生存率都在80%范围内，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最近召集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Ⅱ期大肠癌术后辅助化疗的绝对生存益处小于5%[6]。一项回顾性亚组分析显示：有些高危因素的患者可能从辅助化疗中受益：例如肿瘤与附近脏器粘莲、肠穿孔或肠梗阻，但没有前瞻性研究证实。根据保险索赔数据显示，美国65岁以上Ⅱ期大肠癌大约有30%接受了辅助化疗[6]。最近还有两项随机研究显示，卡培他滨或尿嘧啶加替加氟与胃肠外使用氟尿嘧啶进行比较，口服与静脉使用氟尿嘧啶类药物的辅助化疗似乎没有差别[6]，同时研究还证实，老年人与年轻人在术后辅助化疗中同样获益[6,7]。
      虽然目前大肠癌术后辅助治疗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离生存期的根本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探求更为安全有效的辅助治疗仍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国在大肠癌术后的辅助治疗中，中医药治疗也占有重要的作用。中医药学对肿瘤的认识历史悠久，从历代中医文献所述来看，古代医家虽然未能提出“大肠癌”之病名，但对其病因病机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便血，腹痛，腹部肿块等症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在治疗方面，中医以辨证论治为基础提出了一些治则治法，包括扶正祛邪，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等，同时结合针灸，外用药及外科手术等多种疗法，使得中医药在大肠癌的诊疗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些理论与实践至今对大肠癌的治疗与预防仍具有指导意义。中医药在术后的大肠癌患者中往往配合化疗或放疗，既可相互协同化疗和放疗杀灭肿瘤细胞，增强放化疗的敏感性，又可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提高放化疗的治疗效果，降低大肠癌的复发转移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前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术后的临床研究多从辨病结合辨证、辨证论治、中药制剂以及中药外用等几方面进行，下面兹做一简要介绍：
一、辨病结合辨证
      马吉福治疗78例直肠癌患者，根据不同的病情，其中纯中药治疗5例，化疗加中药治疗8例，手术加中药治疗23例，手术加化疗和中药治疗38例，手术加放疗和中药治疗4例，服辨证论治中药半年至一年，观察其5年生存率为80.77%。翟范用中药配合手术或化疗、放疗治疗大肠癌57例，单纯中药治疗18例，中药方用苦参、草河车、白头翁、白槿花、红参、无花果、半枝莲、生苡仁、白花蛇舌草。结果生存10年以上7例，5年以上1例，3年以上7例，2年以上14例，一年以上21例，并通过动物实验证明该方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之功用。包素珍等从中西医结合角度探讨了中晚期大肠癌的治疗规律，认为中药“复方三根汤”（藤梨根、虎杖根、野葡萄根各30~60克，党参、白术、茯苓、八月扎各15克，生苡仁30克，生山楂12克，甘草6克）结合化疗（FOM方案）可明显减轻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远期生存率及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CEA水平，提示该方对预防肿瘤的复发转移亦有积极意义。张福忠等对106例结肠癌患者予以手术切除后辅以化疗和中药治疗，术后予FM方案化疗，化疗期间口服健脾养血的健脾化生汤。化疗共6个周期，每月一次。之后观察这组病人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82.2%、58.4%。潘明继等对260例中晚期大肠癌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案进行治疗，其中西医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化疗，放疗及免疫治疗，中医中药治疗则针对不同阶段和治疗措施采用不同方剂。化疗期间主要采用扶正健脾汤辨证加减，放疗期间则采用扶正养阴汤辨证加减。在各种攻伐疗法的休止期或为后期的巩固治疗则采用扶正解毒汤辨证加减。结果：Ⅱ、Ⅲ、期5年生存率分别为80.5%，56.12%21.73%，平均5年生存率为52.78%。郭志雄为探讨扶正抑癌汤（苡仁60克，生晒参，灵芝，三七过10克，黄芪，白术，苦荞头，无花果，猪苓，山慈菇，北豆根个15克，丹参30克，败酱草30克）在大肠癌术后后续治疗中的临床价值，对38例大肠癌术后患者采用扶正抑癌汤加化疗（MEFV方案）治疗（治疗组）与31例单纯化疗（对照组）进行对照。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体力状况好于对照组，中位生存时间（31.4个月）长于对照组（18.0个月），治疗组生存率高于对照组（治疗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100%、82.4%、65.7%，对照组各为89.7%、61.2%、41.3%），治疗组复发率（21.05%）低于对照组（48.3%），毒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治疗组治疗后免疫功能也获得较大改善，说明扶正抑癌汤配合化疗在大肠癌术后巩固治疗中，其免疫调节，抑癌抗复发，延长生存期等作用优于单纯化疗。吴和木等应用具有健脾益气解毒之效的扶正消瘤汤配合IL-2治疗结肠癌患者60例（治疗组），并与单纯用IL-2治疗的60例（对照组）进行对照观察，可以看到在中医症状疗效方面治疗组显效20例，有效36例，无效4例；而对照组显效8例，有效36例，无效16例，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治疗后治疗组WBC计数、CD3、CD4、淋巴细胞转化率也均高于对照组，CD8低于对照组。因此化疗时用扶正消瘤汤配合IL-2能改善虚症型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增加食欲，消除疲劳，减轻胃肠道反应，减轻化疗引起的WBC总数下降幅度，同时扶正消瘤汤合用IL-2时有相互增强疗效的作用，可以改善化疗患者的体质，为下一次化疗作准备。刘静安等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大肠癌术后96例（治疗组），化疗方案为MFA，同时加服中药脾肾方加味：黄芪、党参、白术、云苓、女贞子、枸杞、补骨脂、菟丝子等，在化疗开始前一周至化疗结束后一周服用，并与对照组单纯化疗的58例患者进行对照，观察化疗毒副反应及生存期。结果见到治疗组完成化疗疗程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组，对化疗中全身反应，消化道反应及血象变化的治疗作用也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组，对所有病例进行连续5年以上的追踪随访，治疗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3.7%、67%、60.4%，对照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84%、53%、48.3%。另有蒋益兰等采用中药健脾消癌饮加化疗治疗大肠癌术后40例，并与单纯化疗40例进行对比，结果：1、3、5年生存率中药加化疗组分别为92.5%、77.5%、67.5%，单纯化疗组为90.0%、62.5%、45.0%（P<0.05），同时显示中医药在大肠癌术后巩固治疗中能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免疫机能，降低CEA含量，并能减轻化疗毒副反应，减少术后复发转移率。王文萍等人将80例大肠癌术后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化疗组、中药加化疗组，中药治疗给予由藤梨根、鸡血藤、穿山甲等组成的复方肠安泰口服，化疗则分别选用CF+5-FU、MF和FUL方案，以观察生存率、转移率及对血清CEA、外周血WBC的影响。结果显示三组3年生存率分别为78.2%、76.1%和81.5%，3年转移率分别为32%、28.57%和22.22%，各组生存率和转移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术后血清CEA含量下降则以中药组较早，有显著意义（P<0.05）,化疗后各组WBC下降以化疗组下降最为明显。可见复方肠安泰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减轻化疗的毒副反应，增强肝脏清除血清CEA的能力，降低血清CEA。潘敏求等将83例大肠癌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43例采用中药益气调腑汤加CF+5-FU化疗，对照组单纯采用化疗。结果显示5年后治疗组出现复发转移18例，占41.8%,对照组22例，占56.9%，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生存5年以上23例，5年生存率53.4%，对照组16例，5年生存率40%，但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而在临床症状的改善、生活质量及免疫功能等方面两组具有显著的差异（P<0.05）。可见在术后的大肠癌患者中应用益气调腑汤对于延长生存期、减轻化疗毒副反应及提高免疫功能等方面有一定意义。牛春风等以中药配合化疗治疗65例大肠癌术后患者，其中治疗组34例，给予MeFV方案化疗，并加服扶正祛邪汤（薏苡仁60g，生晒参、灵芝、三七各10g，黄芪、白术、苦荞头、无花果、猪苓、山慈菇各15g，北豆根10g，丹参30g，败酱草30g）为主方，并随证加味，对照组31例单纯给予化疗。结果治疗组中位生存时间为32.2个月，对照组中位生存时间为18.3个月；治疗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100%、82.4%、66.7%，对照组则为89.7%、61.2%、41.4%，治疗组生存率高于对照组；治疗组3年复发率为23.5%，对照组为48.38%，复发率治疗组低于对照组。
二、辨证论治
      根据本病不同病理机制和临床表现，以中医辨证论治为主，结合西医化疗进行治疗的临床研究也屡有报道。如孙桂芝等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76例中晚期大肠癌患者，化疗方案为MFEV、MF、MFE、MFC等，中医根据化疗副反应征候群辨证分为脾胃不和、心脾两虚、脾肾两亏三型。许氏等将湿热、瘀毒两型归于实证，把气血两虚、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归属虚证，实证选用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为主的药物，如藤梨根、白头翁、水杨梅根、野葡萄根、地榆、黄柏、败酱草、赤芍、丹皮、忍冬藤、大黄、三棱、莪术、桃仁等；虚证多用八珍汤、当归补血汤、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附子理中汤、四神丸、知柏地黄丸等，以补益气血、温补脾肾或滋养肝肾，并加相应的清热解毒之品。雷氏针对大肠癌手术或放疗、化疗后的患者，提出若临床表现邪衰正虚而以气虚为主者，治宜健脾益气，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以阴虚为主者，治宜养阴生津，清热润燥，方用增液汤合沙参麦冬汤加味；若邪盛正虚，治疗应在健脾益气、滋阴清热的同时，加软坚散结药。并指出在整个治疗中，要抓住除邪务尽这一关键，采用软坚散结等法，可使邪去正安，机体康复。王丙军等以中药配合5-FU综合治疗大肠癌术后病人76例，气血两虚者以黄芪、党参、茯苓、白术、当归、川芎、生地、白芍、元肉、玉竹、甘草、半支莲、白花蛇舌草；脾虚湿困者以黄芪、党参、白术、厚朴、陈皮、半夏、泽泻、砂仁、丹参、薏米、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结果此组病人5年生存率为72.6%，而同期采用单纯化疗的34例病人5年生存率为66.7%。河南周进发等采用化疗、放疗并结合中医药辨证治疗大肠癌20例，单纯化疗、放疗治疗大肠癌10例。将大肠癌分为3个证型，脾虚痰湿型治以培脾祛痰法，常用药物为党参、黄芪、茯苓、莲肉、芡实、淮山药、薏苡仁、南星、旱莲草、半枝莲，淋巴结肿大者可加昆布、海藻等；热毒炽盛型治疗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以清热解毒，涤其壅塞，养阴止血为法，重用白花蛇舌草、旱莲草、半枝莲、败酱草等，配以沙参、麦冬、槐角、地榆炭、芍药养阴止血；气血(阴)两虚型，治疗以益气补血，滋阴为主，佐以祛邪为辅，常用药物为党参、茯苓、淮山药、黄芪、首乌、芍药、当归、沙参、麦冬、瓜蒌、仙鹤草、紫河车、广木香、槟榔、石见穿、槐角炭等。结果配合中医药辨证治疗者生存期比单用化疗、放疗组提高2~4年,增效减毒作用较好。朱旭东等将中晚期大肠癌辨证分为脾虚湿滞、气血两虚、脾肾阳虚、肝肾阴虚、湿热瘀毒等5种证型，分别采用了中药治疗，并结合化疗与放疗，临床观察76例，近期总有效率为30.26%，并能缓解主观症状，改善一般症状，减轻化疗，放疗的副反应，中位生存时间较单纯化疗者有所延长。陈刚采用中医辨证治疗结合西医手术化疗治疗大肠癌37例，中医证型有脾虚湿滞，湿热蕴毒和脾肾寒湿，化疗采取MF方案。结果：治愈12例，好转14例，无效11例，总有效率为70.27%，生存时间0.5~3年。
三、中药制剂研究
      肖振球等将75例大肠癌术后的患者分为2组，观察复元口服液对大肠癌术后化疗的临床疗效。治疗组50例，采用复元口服液与化疗治疗；对照组25例单纯化疗。结果，治疗组化疗后全身及消化道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P<0.005)；两组治疗后外周血白细胞减少程度比较，对照组较治疗组减少严重；两组患者5年生存期比较，治疗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显示复元口服液对大肠癌术后化疗患者有提高免疫力、降低化疗后的毒副作用，可延长生存期及提高生活质量。吴雪梅等对20例中晚期大肠癌患者进行口服肠复康胶囊（鸦胆子、肿节风、喜树果、红藤、党参等制成的纯中药制剂）治疗。经30天治疗后，20例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9例，无变化7例，恶化4例；中医基本症状消失2例，显效9例，有效5例，无效4例；生活质量提高10例，稳定6例，降低4例。提示肠复康胶囊能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刘华等采用化疗配合抗瘤升白片（由黄芪、党参、当归、白煮、阿胶、田七、穿山甲、鸡血藤、鳖甲、鱼腥草按6∶4∶3∶ 2∶1∶2∶2∶2∶3的比例组成），与单纯用化疗治疗的32例进行比较，结果两组的部分缓解率分别为37.14%和15.61%，毒副反应治疗组小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治疗组优于对照组，1、2、3年生存率治疗组分别为88.57%、65.71%、42.86%；对照组分别为62.50%、43.75%、21.88%。李智勇等探讨莪术油等中药制剂经植泵区域灌注治疗姑息性切除术后晚期大肠癌的可行性，设立治疗组22例，开腹探查，选择一肿瘤血管回流的肠系膜上（下）静脉分别置放一植泵，灌注下述药物1次，然后姑息性切除病灶，另于肿瘤灶的区域置放一腹腔植泵。术后第10天后通过植泵灌注下述药物：莪术油、生脉散和羟基喜树碱。并设对照组：植泵灌注5-FU。治疗组在近期效果如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不良反应和住院时间以及远期效果如生活质量、生存期等方面都优于对照组。沈汉澄等为研究长必安胶囊对大肠癌手术后辅助治疗的意义，将101例大肠癌术后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根治手术＋术后服长必安胶囊）和对照组（单纯手术）两组，经过随访观察，治疗组Ducks’C期3年存活率70.83%，对照组41.66%(P<0.05)，治疗组3年转移率29.16%，对照组66.66%(P<0.01)，因此长必安胶囊在大肠癌的术后辅助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四、中药外治
      王晨光等[24]采用随机方法将86例直肠癌患者分为中药加化疗组及单纯化疗组，中药加化疗组术前直肠灌注中药（白英50克，忍冬藤50克，夏枯草50克，淫羊藿50克，枸杞子50克，地榆50克，槐花50克，全蝎50克，水煎浓缩成500毫升分装成7瓶，每次用1瓶）并加入5-FU乳剂；单纯化疗组单用5-FU乳剂，用生理盐水稀释后灌肠。两组均灌肠7天后进行手术，术后继予灌肠治疗。结果：单纯化疗组CD3、NK活性较灌注前下降，肿瘤周缘的细胞浸润多集中于1级，中药加化疗组的CD3、CD4、CD4/CD8、NK活性较灌注前明显恢复，CD8下降明显，肿瘤周缘的细胞浸润多集中于3级，1、3、5年生存率：治疗组为47.8%、34.8%、17.4%；对照组为42.5%、30.0%、15.0%。单纯化疗有明显抑制患者的细胞免疫作用，加用中药后起到免疫调理及改善黏液血便、便频等症状的作用。郑玉玲等探讨肠达顺灌肠液湿热蕴结型大肠癌的疗效，分别设立3组：A组：肠达顺灌肠液100毫升（大血藤30克，苦参20克，败酱草20克，生地榆15克等），并加用5-FU；B组：肠达顺灌肠液100毫升；C组：5-FU。结果：实体瘤客观标准 A组与C组有显著差异，B组与C组无显著差异。各组症状及血清CEA、细胞学变化治疗前后均有显著差异。A组优于B、C组。研究表明：单用中药肠达顺灌肠液直肠给药与5-FU直肠给药疗效相当，而肠达顺与5-FU联合交替灌肠有显著增效作用。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来中药治疗大肠癌的临床研究工作均取得不少成绩，其主要成果如下：
      （一）肯定了中药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防治恶性肿瘤放化疗毒副反应的作用
许多临床观察证实，具有扶正功效的有人参、黄芪、太子参、熟地、当归、何首乌、鳖甲胶、红枣等补气养血药，女贞子、生地、北沙参、麦冬、黄精、鳖甲、龟板等滋补肝肾药可以调整机体的内环境；某些具有扶正培本作用的中药如鹿茸、紫河车、阿胶、鸡血藤、党参、黄芪、枸杞子、女贞子等能促进机体造血系统功能，提高细胞免疫力，减轻放化疗引起的呕吐和血象下降。不少活血化瘀药有一定的抑瘤作用，能改善血液循环及血液的高凝状态，对放疗有增敏作用。
      （二）发现了中药与西医疗法有明显协同作用
近年来的试验研究证实中药与手术、放疗、化疗相结合，有提高肿瘤治疗的近期与远期疗效的作用，对于大肠癌术后抗转移复发及延长生存期都有着明显的改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现有的报道来看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评价疗效的概念不明确
由于在评价疗效时引用不同的疗效评价标准，使得结果难以比较。中药对肿瘤的治疗作用主要通过调理机体内环境，使阴阳气血调和，脏腑功能正常，因而达到对肿瘤的抑制作用。但现有的临床研究对实体瘤大多采用西医引用的国际标准，虽与国际接轨，但却把中药的疗效重点放在缩小瘤体上，未能反应中医药的特色。另有部分研究选用自己拟定的疗效标准，使其可信度和可推广性受到限制。
      （二）生存质量的评定不全面
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肿瘤的治疗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肿瘤病人症状改善的方面，症状的改善只能代表生活质量改善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目前有现成的评价肿瘤患者生存质量的标准（包括国际、国内），它们包括食欲、睡眠、体力、精神状况等多个方面，如果没有严格按照公认的评价标准指导评定，那么所得的结果是不可能全面的，往往会导致某些有临床治疗价值的治疗方法被忽略。
      （三）研究的科学性不够
长期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临床研究报告很难在国内外权威性杂志上看到，其原因是什么？主要是科学性不强，不少中医药研究未设立严格的对照组，诊治标准亦不够统一，大多数临床观察仍以个案报道为主，临床观察病例样本偏少，缺乏统计意义，且协作研究开展不多。这就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医药的疗效抱有谨慎和怀疑的态度，影响了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推广。
      （四）中医药对预防大肠癌术后复发转移方面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国内的治疗现状来看，相当一部分的大肠癌术后患者仍主要以放化疗为主，放化疗结束后进行长期复查，这期间没有中医药参与其中，而且现有的临床研究中也主要以中药配合放化疗来减轻其毒副反应，而较少从抗转移复发角度进行研究，使得中医药在大肠癌防止复发转移方面的疗效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针对以上诸多问题，深入开展研究实属必要，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
      （一）加大研究样本，确认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的确切疗效
过去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所取得的临床研究结果建立在观察病例较少的基础上，因此不能轻易地对中医治癌的疗效下结论，需进一步开展多中心协作，在扩大观察病例的基础上进行验证确认。
      （二）研究大肠癌的发病机制和证型特点，为辨病与辨证结合治疗大肠癌提供理论基础。
      （三）中医药对大肠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应用中医药提高肿瘤病人的生活质量是发挥中医药治疗肿瘤优势的主要方向，也符合国际抗癌治疗研究的趋势。选择公认的有关生活质量的量化标准，通过大量的病例观察，将为中医药治疗大肠癌疗效的客观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四）有效抗癌中药制剂的研究与开发
如何在临床观察有效的基础上改进剂型，进一步提高中医药制剂的抗癌疗效？这也是一个值得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工作者思考的问题。停留在汤剂、丸剂、散剂基础之上的传统用药方法往往存在重复性差，疗效低的问题，一方一药之所以能取得疗效，肯定有一个或几个其有效作用成分，用科学的方法确定有效成分，研究药物在体内的分布和代谢规律，明确其有效剂量对中药抗肿瘤疗效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便于患者长期服用。
      （五）制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
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目前已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至于如何开展中西医结合是目前重视和药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产生一套行之有效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大肠癌的治愈率和生存率也一定会大大提高。
      （六）中西医结合在大肠癌的防治过程中药全程参与
      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往往应用在根治术或姑息性术后及晚期病人当中，虽取得了较好疗效，但由于病程决定，治愈率和生存率的提高并不显著，如果中医药能早期介入，对早期大肠癌患者及尚未手术者及时应用，那将会对大肠癌的疗效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善。
当前，国际国内对大肠癌的病因尚未确切明了，现今仍以手术为主综合应用化疗、放疗、生物治疗等手段来进行治疗，在此基础上如何结合中医药自身优势，在大肠癌的防治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广大患者的生命与健康提供保障，将仍是今后我们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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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泛指盲肠，全部结肠和直肠所发生的恶性肿瘤，是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其发病率居第4位[1]，预期05年将新增病例14.529万例，并引起5.629万例死亡。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发生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在欧美国家其发病率高居消化道恶性肿瘤的第1位[1] 。在中国近5至10年大肠癌的发生率已经上升到第4~5位，在各大城市大肠癌的发生率与死亡率都呈现升高的趋势，在上海位于恶性肿瘤的第三位。目前大肠癌的治疗多以手术为主，术后辅以化疗、放疗、生物治疗等。手术切除率达到50%~70%[2]。根治术后的病人通常接受化疗，可使3年生存率提高约20%，5年生存率提高10%，加强术后随访可使治愈性术后生存全面收益[2]。自1957年5-氟尿嘧啶（5-FU）问世后，由于它的效应高，毒副反应低，于是成为了化学治疗大肠癌的首选药物。美国NSABP的C-01研究和NCI国际协作组的INT-035研究分别对淋巴结阴性和淋巴结阳性的病例给予MOF和5-FU+Lev方案化疗，结果5年生存率具有提高，从此以5-FU为代表药物的化学治疗在大肠癌中的地位得以确立。随着大量临床研究的开展，5-FU+LV(亚叶酸钙，Leucovorin)逐渐以其对Duke’C期大肠癌明确的提高5年生存率和较轻的毒副反应被国际社会接受为辅助化疗的标准方案。同时对6个随机对照1219例荟萃分析显示5-FU+LV采用静脉持续滴注无论在有效率、总生存率以及毒副反应方面均优于静脉推注的给药方案，在欧洲各国成为首选的给药方式。近年来随着新药的研制开发，化学治疗呈现出令人鼓舞的局面。卡培他滨在临床中应用后，其疗效不仅可以与5-FU/LV媲美，且更优于5-FU/LV，毒副反应更轻，使用更方便，因而当前正迅速被国际广泛采纳和推崇，大有取代5-FU/LV之势。伊立替康（开普拓，CPT-11）与奥沙利铂（OXA，Eloxatin）是当前已被证明在进展期转移性结肠癌单药治疗或与5-FU/LV联合治疗中，不论作为一线或二线均有效的药物，又有报道OXA+5-FU/LV用作结直肠癌术后辅助化疗，结果显示可明显提高术后的生存，使复发和死亡的发生减少23%[5]。有一个7项辅助化疗的临床研究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对于Ⅲ期大肠癌，辅助化疗可使5年复发转移率从58%减少到42%，5年总生存率从51%提高到64%。但对于Ⅱ期却没有发现益处，5年生存率都在80%范围内，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最近召集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Ⅱ期大肠癌术后辅助化疗的绝对生存益处小于5%[6]。一项回顾性亚组分析显示：有些高危因素的患者可能从辅助化疗中受益：例如肿瘤与附近脏器粘莲、肠穿孔或肠梗阻，但没有前瞻性研究证实。根据保险索赔数据显示，美国65岁以上Ⅱ期大肠癌大约有30%接受了辅助化疗[6]。最近还有两项随机研究显示，卡培他滨或尿嘧啶加替加氟与胃肠外使用氟尿嘧啶进行比较，口服与静脉使用氟尿嘧啶类药物的辅助化疗似乎没有差别[6]，同时研究还证实，老年人与年轻人在术后辅助化疗中同样获益[6,7]。
虽然目前大肠癌术后辅助治疗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离生存期的根本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探求更为安全有效的辅助治疗仍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国在大肠癌术后的辅助治疗中，中医药治疗也占有重要的作用。中医药学对肿瘤的认识历史悠久，从历代中医文献所述来看，古代医家虽然未能提出“大肠癌”之病名，但对其病因病机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便血，腹痛，腹部肿块等症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在治疗方面，中医以辨证论治为基础提出了一些治则治法，包括扶正祛邪，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等，同时结合针灸，外用药及外科手术等多种疗法，使得中医药在大肠癌的诊疗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些理论与实践至今对大肠癌的治疗与预防仍具有指导意义。中医药在术后的大肠癌患者中往往配合化疗或放疗，既可相互协同化疗和放疗杀灭肿瘤细胞，增强放化疗的敏感性，又可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提高放化疗的治疗效果，降低大肠癌的复发转移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前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术后的临床研究多从辨病结合辨证、辨证论治、中药制剂以及中药外用等几方面进行，下面兹做一简要介绍：
一、辨病结合辨证
马吉福治疗78例直肠癌患者，根据不同的病情，其中纯中药治疗5例，化疗加中药治疗8例，手术加中药治疗23例，手术加化疗和中药治疗38例，手术加放疗和中药治疗4例，服辨证论治中药半年至一年，观察其5年生存率为80.77%。翟范用中药配合手术或化疗、放疗治疗大肠癌57例，单纯中药治疗18例，中药方用苦参、草河车、白头翁、白槿花、红参、无花果、半枝莲、生苡仁、白花蛇舌草。结果生存10年以上7例，5年以上1例，3年以上7例，2年以上14例，一年以上21例，并通过动物实验证明该方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之功用。包素珍等从中西医结合角度探讨了中晚期大肠癌的治疗规律，认为中药“复方三根汤”（藤梨根、虎杖根、野葡萄根各30~60克，党参、白术、茯苓、八月扎各15克，生苡仁30克，生山楂12克，甘草6克）结合化疗（FOM方案）可明显减轻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远期生存率及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CEA水平，提示该方对预防肿瘤的复发转移亦有积极意义。张福忠等对106例结肠癌患者予以手术切除后辅以化疗和中药治疗，术后予FM方案化疗，化疗期间口服健脾养血的健脾化生汤。化疗共6个周期，每月一次。之后观察这组病人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82.2%、58.4%。潘明继等对260例中晚期大肠癌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案进行治疗，其中西医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化疗，放疗及免疫治疗，中医中药治疗则针对不同阶段和治疗措施采用不同方剂。化疗期间主要采用扶正健脾汤辨证加减，放疗期间则采用扶正养阴汤辨证加减。在各种攻伐疗法的休止期或为后期的巩固治疗则采用扶正解毒汤辨证加减。结果：Ⅱ、Ⅲ、期5年生存率分别为80.5%，56.12%21.73%，平均5年生存率为52.78%。郭志雄为探讨扶正抑癌汤（苡仁60克，生晒参，灵芝，三七过10克，黄芪，白术，苦荞头，无花果，猪苓，山慈菇，北豆根个15克，丹参30克，败酱草30克）在大肠癌术后后续治疗中的临床价值，对38例大肠癌术后患者采用扶正抑癌汤加化疗（MEFV方案）治疗（治疗组）与31例单纯化疗（对照组）进行对照。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体力状况好于对照组，中位生存时间（31.4个月）长于对照组（18.0个月），治疗组生存率高于对照组（治疗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100%、82.4%、65.7%，对照组各为89.7%、61.2%、41.3%），治疗组复发率（21.05%）低于对照组（48.3%），毒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治疗组治疗后免疫功能也获得较大改善，说明扶正抑癌汤配合化疗在大肠癌术后巩固治疗中，其免疫调节，抑癌抗复发，延长生存期等作用优于单纯化疗。吴和木等应用具有健脾益气解毒之效的扶正消瘤汤配合IL-2治疗结肠癌患者60例（治疗组），并与单纯用IL-2治疗的60例（对照组）进行对照观察，可以看到在中医症状疗效方面治疗组显效20例，有效36例，无效4例；而对照组显效8例，有效36例，无效16例，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治疗后治疗组WBC计数、CD3、CD4、淋巴细胞转化率也均高于对照组，CD8低于对照组。因此化疗时用扶正消瘤汤配合IL-2能改善虚症型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增加食欲，消除疲劳，减轻胃肠道反应，减轻化疗引起的WBC总数下降幅度，同时扶正消瘤汤合用IL-2时有相互增强疗效的作用，可以改善化疗患者的体质，为下一次化疗作准备。刘静安等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大肠癌术后96例（治疗组），化疗方案为MFA，同时加服中药脾肾方加味：黄芪、党参、白术、云苓、女贞子、枸杞、补骨脂、菟丝子等，在化疗开始前一周至化疗结束后一周服用，并与对照组单纯化疗的58例患者进行对照，观察化疗毒副反应及生存期。结果见到治疗组完成化疗疗程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组，对化疗中全身反应，消化道反应及血象变化的治疗作用也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组，对所有病例进行连续5年以上的追踪随访，治疗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3.7%、67%、60.4%，对照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84%、53%、48.3%。另有蒋益兰等采用中药健脾消癌饮加化疗治疗大肠癌术后40例，并与单纯化疗40例进行对比，结果：1、3、5年生存率中药加化疗组分别为92.5%、77.5%、67.5%，单纯化疗组为90.0%、62.5%、45.0%（P<0.05），同时显示中医药在大肠癌术后巩固治疗中能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免疫机能，降低CEA含量，并能减轻化疗毒副反应，减少术后复发转移率。王文萍等人将80例大肠癌术后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化疗组、中药加化疗组，中药治疗给予由藤梨根、鸡血藤、穿山甲等组成的复方肠安泰口服，化疗则分别选用CF+5-FU、MF和FUL方案，以观察生存率、转移率及对血清CEA、外周血WBC的影响。结果显示三组3年生存率分别为78.2%、76.1%和81.5%，3年转移率分别为32%、28.57%和22.22%，各组生存率和转移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术后血清CEA含量下降则以中药组较早，有显著意义（P<0.05）,化疗后各组WBC下降以化疗组下降最为明显。可见复方肠安泰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减轻化疗的毒副反应，增强肝脏清除血清CEA的能力，降低血清CEA。潘敏求等将83例大肠癌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43例采用中药益气调腑汤加CF+5-FU化疗，对照组单纯采用化疗。结果显示5年后治疗组出现复发转移18例，占41.8%,对照组22例，占56.9%，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生存5年以上23例，5年生存率53.4%，对照组16例，5年生存率40%，但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而在临床症状的改善、生活质量及免疫功能等方面两组具有显著的差异（P<0.05）。可见在术后的大肠癌患者中应用益气调腑汤对于延长生存期、减轻化疗毒副反应及提高免疫功能等方面有一定意义。牛春风等以中药配合化疗治疗65例大肠癌术后患者，其中治疗组34例，给予MeFV方案化疗，并加服扶正祛邪汤（薏苡仁60g，生晒参、灵芝、三七各10g，黄芪、白术、苦荞头、无花果、猪苓、山慈菇各15g，北豆根10g，丹参30g，败酱草30g）为主方，并随证加味，对照组31例单纯给予化疗。结果治疗组中位生存时间为32.2个月，对照组中位生存时间为18.3个月；治疗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100%、82.4%、66.7%，对照组则为89.7%、61.2%、41.4%，治疗组生存率高于对照组；治疗组3年复发率为23.5%，对照组为48.38%，复发率治疗组低于对照组。
二、辨证论治
根据本病不同病理机制和临床表现，以中医辨证论治为主，结合西医化疗进行治疗的临床研究也屡有报道。如孙桂芝等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76例中晚期大肠癌患者，化疗方案为MFEV、MF、MFE、MFC等，中医根据化疗副反应征候群辨证分为脾胃不和、心脾两虚、脾肾两亏三型。许氏等将湿热、瘀毒两型归于实证，把气血两虚、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归属虚证，实证选用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为主的药物，如藤梨根、白头翁、水杨梅根、野葡萄根、地榆、黄柏、败酱草、赤芍、丹皮、忍冬藤、大黄、三棱、莪术、桃仁等；虚证多用八珍汤、当归补血汤、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附子理中汤、四神丸、知柏地黄丸等，以补益气血、温补脾肾或滋养肝肾，并加相应的清热解毒之品。雷氏针对大肠癌手术或放疗、化疗后的患者，提出若临床表现邪衰正虚而以气虚为主者，治宜健脾益气，香砂六君子汤加减；以阴虚为主者，治宜养阴生津，清热润燥，方用增液汤合沙参麦冬汤加味；若邪盛正虚，治疗应在健脾益气、滋阴清热的同时，加软坚散结药。并指出在整个治疗中，要抓住除邪务尽这一关键，采用软坚散结等法，可使邪去正安，机体康复。王丙军等以中药配合5-FU综合治疗大肠癌术后病人76例，气血两虚者以黄芪、党参、茯苓、白术、当归、川芎、生地、白芍、元肉、玉竹、甘草、半支莲、白花蛇舌草；脾虚湿困者以黄芪、党参、白术、厚朴、陈皮、半夏、泽泻、砂仁、丹参、薏米、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结果此组病人5年生存率为72.6%，而同期采用单纯化疗的34例病人5年生存率为66.7%。河南周进发等采用化疗、放疗并结合中医药辨证治疗大肠癌20例，单纯化疗、放疗治疗大肠癌10例。将大肠癌分为3个证型，脾虚痰湿型治以培脾祛痰法，常用药物为党参、黄芪、茯苓、莲肉、芡实、淮山药、薏苡仁、南星、旱莲草、半枝莲，淋巴结肿大者可加昆布、海藻等；热毒炽盛型治疗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以清热解毒，涤其壅塞，养阴止血为法，重用白花蛇舌草、旱莲草、半枝莲、败酱草等，配以沙参、麦冬、槐角、地榆炭、芍药养阴止血；气血(阴)两虚型，治疗以益气补血，滋阴为主，佐以祛邪为辅，常用药物为党参、茯苓、淮山药、黄芪、首乌、芍药、当归、沙参、麦冬、瓜蒌、仙鹤草、紫河车、广木香、槟榔、石见穿、槐角炭等。结果配合中医药辨证治疗者生存期比单用化疗、放疗组提高2~4年,增效减毒作用较好。朱旭东等将中晚期大肠癌辨证分为脾虚湿滞、气血两虚、脾肾阳虚、肝肾阴虚、湿热瘀毒等5种证型，分别采用了中药治疗，并结合化疗与放疗，临床观察76例，近期总有效率为30.26%，并能缓解主观症状，改善一般症状，减轻化疗，放疗的副反应，中位生存时间较单纯化疗者有所延长。陈刚采用中医辨证治疗结合西医手术化疗治疗大肠癌37例，中医证型有脾虚湿滞，湿热蕴毒和脾肾寒湿，化疗采取MF方案。结果：治愈12例，好转14例，无效11例，总有效率为70.27%，生存时间0.5~3年。
三、中药制剂研究
肖振球等将75例大肠癌术后的患者分为2组，观察复元口服液对大肠癌术后化疗的临床疗效。治疗组50例，采用复元口服液与化疗治疗；对照组25例单纯化疗。结果，治疗组化疗后全身及消化道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P<0.005)；两组治疗后外周血白细胞减少程度比较，对照组较治疗组减少严重；两组患者5年生存期比较，治疗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显示复元口服液对大肠癌术后化疗患者有提高免疫力、降低化疗后的毒副作用，可延长生存期及提高生活质量。吴雪梅等对20例中晚期大肠癌患者进行口服肠复康胶囊（鸦胆子、肿节风、喜树果、红藤、党参等制成的纯中药制剂）治疗。经30天治疗后，20例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9例，无变化7例，恶化4例；中医基本症状消失2例，显效9例，有效5例，无效4例；生活质量提高10例，稳定6例，降低4例。提示肠复康胶囊能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刘华等采用化疗配合抗瘤升白片（由黄芪、党参、当归、白煮、阿胶、田七、穿山甲、鸡血藤、鳖甲、鱼腥草按6∶4∶3∶ 2∶1∶2∶2∶2∶3的比例组成），与单纯用化疗治疗的32例进行比较，结果两组的部分缓解率分别为37.14%和15.61%，毒副反应治疗组小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治疗组优于对照组，1、2、3年生存率治疗组分别为88.57%、65.71%、42.86%；对照组分别为62.50%、43.75%、21.88%。李智勇等探讨莪术油等中药制剂经植泵区域灌注治疗姑息性切除术后晚期大肠癌的可行性，设立治疗组22例，开腹探查，选择一肿瘤血管回流的肠系膜上（下）静脉分别置放一植泵，灌注下述药物1次，然后姑息性切除病灶，另于肿瘤灶的区域置放一腹腔植泵。术后第10天后通过植泵灌注下述药物：莪术油、生脉散和羟基喜树碱。并设对照组：植泵灌注5-FU。治疗组在近期效果如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不良反应和住院时间以及远期效果如生活质量、生存期等方面都优于对照组。沈汉澄等为研究长必安胶囊对大肠癌手术后辅助治疗的意义，将101例大肠癌术后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根治手术＋术后服长必安胶囊）和对照组（单纯手术）两组，经过随访观察，治疗组Ducks’C期3年存活率70.83%，对照组41.66%(P<0.05)，治疗组3年转移率29.16%，对照组66.66%(P<0.01)，因此长必安胶囊在大肠癌的术后辅助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四、中药外治
王晨光等[24]采用随机方法将86例直肠癌患者分为中药加化疗组及单纯化疗组，中药加化疗组术前直肠灌注中药（白英50克，忍冬藤50克，夏枯草50克，淫羊藿50克，枸杞子50克，地榆50克，槐花50克，全蝎50克，水煎浓缩成500毫升分装成7瓶，每次用1瓶）并加入5-FU乳剂；单纯化疗组单用5-FU乳剂，用生理盐水稀释后灌肠。两组均灌肠7天后进行手术，术后继予灌肠治疗。结果：单纯化疗组CD3、NK活性较灌注前下降，肿瘤周缘的细胞浸润多集中于1级，中药加化疗组的CD3、CD4、CD4/CD8、NK活性较灌注前明显恢复，CD8下降明显，肿瘤周缘的细胞浸润多集中于3级，1、3、5年生存率：治疗组为47.8%、34.8%、17.4%；对照组为42.5%、30.0%、15.0%。单纯化疗有明显抑制患者的细胞免疫作用，加用中药后起到免疫调理及改善黏液血便、便频等症状的作用。郑玉玲等探讨肠达顺灌肠液湿热蕴结型大肠癌的疗效，分别设立3组：A组：肠达顺灌肠液100毫升（大血藤30克，苦参20克，败酱草20克，生地榆15克等），并加用5-FU；B组：肠达顺灌肠液100毫升；C组：5-FU。结果：实体瘤客观标准 A组与C组有显著差异，B组与C组无显著差异。各组症状及血清CEA、细胞学变化治疗前后均有显著差异。A组优于B、C组。研究表明：单用中药肠达顺灌肠液直肠给药与5-FU直肠给药疗效相当，而肠达顺与5-FU联合交替灌肠有显著增效作用。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来中药治疗大肠癌的临床研究工作均取得不少成绩，其主要成果如下：
（一）肯定了中药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防治恶性肿瘤放化疗毒副反应的作用
许多临床观察证实，具有扶正功效的有人参、黄芪、太子参、熟地、当归、何首乌、鳖甲胶、红枣等补气养血药，女贞子、生地、北沙参、麦冬、黄精、鳖甲、龟板等滋补肝肾药可以调整机体的内环境；某些具有扶正培本作用的中药如鹿茸、紫河车、阿胶、鸡血藤、党参、黄芪、枸杞子、女贞子等能促进机体造血系统功能，提高细胞免疫力，减轻放化疗引起的呕吐和血象下降。不少活血化瘀药有一定的抑瘤作用，能改善血液循环及血液的高凝状态，对放疗有增敏作用。
（二）发现了中药与西医疗法有明显协同作用
近年来的试验研究证实中药与手术、放疗、化疗相结合，有提高肿瘤治疗的近期与远期疗效的作用，对于大肠癌术后抗转移复发及延长生存期都有着明显的改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现有的报道来看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评价疗效的概念不明确
由于在评价疗效时引用不同的疗效评价标准，使得结果难以比较。中药对肿瘤的治疗作用主要通过调理机体内环境，使阴阳气血调和，脏腑功能正常，因而达到对肿瘤的抑制作用。但现有的临床研究对实体瘤大多采用西医引用的国际标准，虽与国际接轨，但却把中药的疗效重点放在缩小瘤体上，未能反应中医药的特色。另有部分研究选用自己拟定的疗效标准，使其可信度和可推广性受到限制。
（二）生存质量的评定不全面
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肿瘤的治疗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肿瘤病人症状改善的方面，症状的改善只能代表生活质量改善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目前有现成的评价肿瘤患者生存质量的标准（包括国际、国内），它们包括食欲、睡眠、体力、精神状况等多个方面，如果没有严格按照公认的评价标准指导评定，那么所得的结果是不可能全面的，往往会导致某些有临床治疗价值的治疗方法被忽略。
（三）研究的科学性不够
长期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临床研究报告很难在国内外权威性杂志上看到，其原因是什么？主要是科学性不强，不少中医药研究未设立严格的对照组，诊治标准亦不够统一，大多数临床观察仍以个案报道为主，临床观察病例样本偏少，缺乏统计意义，且协作研究开展不多。这就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医药的疗效抱有谨慎和怀疑的态度，影响了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推广。
（四）中医药对预防大肠癌术后复发转移方面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国内的治疗现状来看，相当一部分的大肠癌术后患者仍主要以放化疗为主，放化疗结束后进行长期复查，这期间没有中医药参与其中，而且现有的临床研究中也主要以中药配合放化疗来减轻其毒副反应，而较少从抗转移复发角度进行研究，使得中医药在大肠癌防止复发转移方面的疗效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针对以上诸多问题，深入开展研究实属必要，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
（一）加大研究样本，确认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的确切疗效
过去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所取得的临床研究结果建立在观察病例较少的基础上，因此不能轻易地对中医治癌的疗效下结论，需进一步开展多中心协作，在扩大观察病例的基础上进行验证确认。
（二）研究大肠癌的发病机制和证型特点，为辨病与辨证结合治疗大肠癌提供理论基础。
（三）中医药对大肠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应用中医药提高肿瘤病人的生活质量是发挥中医药治疗肿瘤优势的主要方向，也符合国际抗癌治疗研究的趋势。选择公认的有关生活质量的量化标准，通过大量的病例观察，将为中医药治疗大肠癌疗效的客观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四）有效抗癌中药制剂的研究与开发
如何在临床观察有效的基础上改进剂型，进一步提高中医药制剂的抗癌疗效？这也是一个值得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工作者思考的问题。停留在汤剂、丸剂、散剂基础之上的传统用药方法往往存在重复性差，疗效低的问题，一方一药之所以能取得疗效，肯定有一个或几个其有效作用成分，用科学的方法确定有效成分，研究药物在体内的分布和代谢规律，明确其有效剂量对中药抗肿瘤疗效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便于患者长期服用。
（五）制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
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目前已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至于如何开展中西医结合是目前重视和药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产生一套行之有效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大肠癌的治愈率和生存率也一定会大大提高。
（六）中西医结合在大肠癌的防治过程中药全程参与
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癌往往应用在根治术或姑息性术后及晚期病人当中，虽取得了较好疗效，但由于病程决定，治愈率和生存率的提高并不显著，如果中医药能早期介入，对早期大肠癌患者及尚未手术者及时应用，那将会对大肠癌的疗效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善。
当前，国际国内对大肠癌的病因尚未确切明了，现今仍以手术为主综合应用化疗、放疗、生物治疗等手段来进行治疗，在此基础上如何结合中医药自身优势，在大肠癌的防治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广大患者的生命与健康提供保障，将仍是今后我们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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